2021年5月7日下午，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高晓玲教授受邀为我院师生带来题为“腻烦：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现代情感体验”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范一亭老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张磊教授、湘潭大学胡强教授，我院梁晓晖教授和尹晶教授参与会议，并进行交流和点评。来自我院和全国各高校的300余位师生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范一亭副院长首先向听众介绍了高晓玲教授。高晓玲教授为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美国哈佛大学福布赖特学者，河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获评第十届郑州大学学生“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郑州大学社科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郑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审稿专家。主要从事维多利亚文学研究，专著一部，译著两部；在《外国文学评论》等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知识话语研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现代转型话语研究”，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各一项。

       在与会听众热烈的期盼中，高晓玲教授开始了讲座。高教授首先解释了讲座的选题，希望就维多利亚小说中“腻烦”（Boredom）与现代性的问题进行梳理。紧接着，高晓玲教授从“腻烦”这一概念的中译出发，开始了讲座。讲座的内容分为六部分，包括腻烦的概念史、腻烦的哲学（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Langeweile）、腻烦与货币哲学（齐美尔-blasé）、腻烦与审美现代性（波德莱尔-ennui）、维多利亚文学中的腻烦（丁尼生、穆勒-boredom）、腻烦与游荡者（狄更斯、本雅明-flaneur）。

在第一部分“腻烦的概念史”中，高晓玲教授通过对各种不同的“腻烦”表达、历史中不同时期的“腻烦”概念、文学文本中具体的腻烦书写，以及对“腻烦”分类的追溯、分析与阐释，发现了腻烦这一概念的复杂性，界定了自己研究中的“腻烦”概念，即腻烦作为兴趣欲望的缺席、对社会变革的对抗、对意义危机的回应，及对都市生活的自我防卫。

在第二部分“腻烦的哲学”和第三部分“腻烦与货币哲学”中，高教授阐释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腻烦进行的集中探讨。对哲学家而言，处于工业革命带来大量劳动力解放的时期，腻烦与闲暇、无聊、闲散等表达紧密相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否定和提防腻烦，前者认为闲暇只会产生无聊与浑噩，而后者将无聊称作“万恶之源”；尼采则认为，无聊是对机器文化的反拨，机器释放出的劳动力使人感到绝望的无聊，这促使人们去创造、生产和游戏，从而深入到自我和自然中去。对社会学家而言，腻烦在齐美尔的“blasé”这一概念中得到集中体现。blasé这一情绪与大都市生活体验紧密相关，其本质在于“辨别力的迟钝”（indifference toward distinctions），它来自于“货币经济完全内化之后的真实主观性反映”。货币成为“可怕的平准器”，个体的特质被划为货币化的、可以任意比较的数值，事物失去了色彩。在此，高晓玲教授回溯了浪漫派诗人对sensibility的坚持，认为文学书写中对差异与个体的关注是“对现代性与blasé attitude的对抗”。

在第四部分，高教授对“腻烦与审美现代性”的探讨聚焦于波德莱尔作品中现代性与ennui。高教授从Virginia Woolf对Walter Sickert的画作《Ennui》（1939）的评论出发，通过分析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几首与ennui相关的诗作，并引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阐释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即一方面摒弃规范性的过去，另一方面又对贵族的消逝、物质主义的入侵感到悲哀。作为例证，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过多的自由会让人腻烦”这一观点也呼应了这一审美现代性之悖论。

在第五部分，高教授带我们进入了“维多利亚文学中的腻烦”。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腻烦，高教授具体以丁尼生的诗作、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和达尔文自传这三个文本为例。患有抑郁症并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感到厌倦和淡漠（blasé and indifferent），最后在华兹华斯诗歌的想象中找到解药与平衡；达尔文在其自传中写道，大脑变成了“一台机器”，情感被削弱，需要在诗歌与音乐中找回趣味和快乐。

       最后一部分“腻烦与游荡者”聚焦于波德莱尔“游荡者”（flaneur）这一概念，阐释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高教授从波德莱尔文本中的flaneur出发，引用本雅明借用齐美尔的视角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波德莱尔的解读，以及在《现代性诊断》中成伯清对齐美尔的解读，描摹出现代都市中看似抽身世外却又置身其中的“游荡者”形象。这种“游荡者”的态度与都市人的“矜持”（reserve）心理息息相关。面对瞬息万变的大都市，都市人互相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理距离，以社会性的消极行为进行自卫。而这种心理距离，在恩格斯对都市中人群的论述中也同样有所体现。

       最后，高晓玲教授总结道，“哲学家辨析腻烦与闲暇和工作的关系，认为音乐或游戏可以部分消除腻烦；社会学家认为腻烦是个体对货币经济的情感反应”，金钱的计量消除了个体的独特性，也钝化了人们的感知力；而文学家则“将腻烦人格化，通过对腻烦的言说与表征审视腻烦所包含的意义危机和道德危机，认为只有爱与责任才能真正解决烦腻问题。游荡者形象也从疏离的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和责任的承担者。维多利亚人虽然没有完全解决烦腻问题，但他们对烦腻的言说却展示出这个时代特有的热诚（earnestness），言说本身也成为对烦腻的消解。”

讲座点评环节，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张磊教授和我院梁晓晖教授与高晓玲教授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张磊教授认为高教授的讲座结合了思辨的愉悦与情感的愉悦、学术性与现实性，将boredom这一话题讲得十分有趣。同时，张磊教授就讲座中几个关于boredom的问题进行了提问，高晓玲教授一一作了回应。梁晓晖教授从内容、研究方法和具体阅读感受等方面对讲座进行了十分精彩的点评，并与高教授探讨了现代性的问题。

讲座中，高晓玲教授对文学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其选取的题目与当下现实密切相关，内容逻辑清晰、深入浅出，使线上师生深受感染，大受启发。大家纷纷感叹意犹未尽，讲座在愉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